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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大智周恩来》(一) (2)

15:17, January 12, 2012

一、家族背景对周恩来的影响(2)
    在长期的政治生涯中,周恩来的行事风格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极大兴趣。英国作家迪克•威尔逊在研究周恩来时有一个困惑不解的问题,即为什么周恩来“在中国共产党半个多世纪的领导中,他一贯地帮助别人升到顶端,而自己却拒绝这顶桂冠”。的确,周恩来投身革命后,从来没有谋求最高领导地位的愿望,尽管历史上不乏这样的机会。他一贯能够使自己的政治才能和专业知识为新的领袖所器重,成为领袖的一个有价值的甚至是不可缺少的助手。周恩来这种政治性格的形成,一方面固然是他意识到自己的某些局限性,另一方面与他的家族文化习染也有一定的精神勾连。周恩来在谈及与毛泽东的关系时多次表示:“毛主席是搞战略的,我只能搞点战术,当助手是否当得好,还没有把握。”这虽是自谦之词,但也反映了他甘当助手和配角的自我定位。

    除了家族传统,家庭生活对周恩来思想性格的影响也不可小视。他自己回忆说:“我出生后……把我过继给叔父,由守寡的叔母抚养。叔母即嗣母陈氏,是受过教育的女子,在我五岁时就常给我讲故事,如《天雨花》、《再生缘》等唱词。嗣母终日守在房中不出门,我的好静的性格是从她身上承继过来的。但我的生母是个爽朗的人,因此,我的性格也有她的这一部分。”周恩来的父亲周贻能早年曾向舅舅鲁小和学做师爷,但未学成。他后来长期奔波在外,谋一些小差事,一个月的工资从未超过二十元。因此,周恩来是在浓厚的母教氛围中长大的。他以后在回忆早年经历时说过:“母教的过分仁慈和礼让,对我的性格是有影响的,缺少那种野性。”

    周恩来虽然出生在一个封建官宦家庭,但到他的父辈已经衰落,家中的进益甚至不能维持生活。从六岁开始,他就随两位母亲一次又一次地搬迁漂泊,而且家中的变故也尤为剧烈。在九岁到十岁间,其生母和嗣母先后去世。幼小的他带着两个弟弟在族人的帮助和接济下度日,受了不少屈辱。周恩来说:“我从小就懂得生活艰难。父亲常外出,我十岁、十一岁即开始当家,照管家里的柴米油盐,外出应酬。在这方面,给了我一些锻炼。”金冲及先生主编的《周恩来传》还披露了一个细节:少年周恩来在家中墙上贴一张纸,按封建家庭的习俗,“把亲戚们的生日、死期都记下来。到时候还要借钱送礼。东家西家都要去,还要到处磕头。”幼承家计的经历使周恩来积累了一定的办事和协调能力,同时也培养了他柔中带刚、愈挫愈奋的心理品质。明乎此,有助于我们理解周恩来后来成为国务活动家的角色定位。

    走出淮安跟随伯父周贻庚到东北求学的周恩来,常常被浓烈的怀乡思亲之苦所折磨。1916年春,他在南开求学时的一篇作文中写道:“余幼失怙恃,依于从父,津辽七载,所系梦寐者,亦仅思瞻我乡土,乐我兄弟,省我伯叔而已。乃境遇困人,卒难遂愿。”有年除夕,同学们大多回家了,他的这种感情更难抑制,悲慨跃然纸上:“夫今日何日耶?非家庭团聚时耶?余也何如父母双亡,北堂久不闻唤子之声。回思依依膝下,此情此景,不必读蓼莪之章,便已悲慨无垠。矧兹今夕,尤令人泪盈枕席,竟夜不能寐矣。”其中“蓼莪之章”出自《诗经•小雅》,是一首悼念父母的诗,语多沉痛,如“哀哀父母,生我劳瘁”、“无父何怙,无母何恃”等。翻阅周恩来的旅日日记,怀乡思亲的文字更是俯拾即是,如他在1918年2月12日的日记中写道:“想起来这个年,我们家里可以说是极难堪了,东西南北,分散各处。比着说,还是我处境稍优呢。抚心自问,我实在是不安,翻来覆去,也睡不着了。”

    周恩来对家族伦理情感的强烈渴求,在求学过程中便转换成为身边之人“服役”的精神。他说:“人之立于世,既不克效禽兽草木之自为生活,要必有赖于公众之扶持,而服役之事,乃为人类所不可免。”他在学校甘于奉献,凡力所能及之事,从不吝惜自己的时间和精力,仿佛“无时无地而不有责任系诸身”,别人视之为愚,但自己“觉倍有乐趣存于中”。从南开中学毕业时,《同学录》对他作了这样一段评语:“君性温和诚实,最富于感情,挚于友谊,凡朋友及公益事,无不尽力。”与“服役”精神相映照的,是那种谦抑虚受的品性。他从不锋芒毕露,而是事事处处想到“克己”、“藏拙”。他和张瑞峰、常策欧等发起成立“敬业乐群会”,大家公认他出力最多,但周恩来却坚持推举张瑞峰担任会长。1916年初,他在送给友人的一首诗中写道:“同侪争疾走,君独著先鞭。作嫁怜侬拙,急流让尔贤。”早年周恩来志向远大,但在对待名利上却展现了淡泊和超然的情怀。

    当然,一个人的性格除了受家族背景的影响之外,还受到广泛的社会生活实践的影响。所以,尽管周恩来性格的基本特征偏于柔和和温情,但后来长期的政治生活又锤炼和丰富了他的性格结构。毛泽东曾以“虎气”和“猴气”自喻,而日本学者梨本佑平认为“鹰和鸽的极为不同的双重性格”潜伏在周恩来的体内,他待人接物的彬彬有礼和恰如其分的温和迷住了任何一个见他的人,但他有时也是“尖锐严厉的”。从总体上看,毛泽东、周恩来都是刚柔相济之人,毛泽东刚中带柔,而周恩来柔中带韧,这正是他们在互补互济中成就巨大功业的性格基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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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rint(Editor:孙伟东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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